贞观年间，长安城里流传着一句话：“问天不如问袁天罡。”在讲究天命的时代，这话听上去有些夸张，却大致勾勒出袁天罡在当时的地位。对很多官员来说，《易经》在案，袁天罡在侧，心里比看什么星象都踏实几分。
有意思的是，翻开正史，会发现他并不是那种只会说些玄之又玄话的术士，而是一个把易理、相术、天文、地理揉在一起，用在具体人物命运上的实干派。许多看上去神乎其神的预言，后来都能在史书里一条条对上，这就让人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人：他究竟只是“妖人”，还是另有门道？
要看清这一点，还得从他在乱世中凭一张嘴、一双眼吃饭的那段经历说起。
一、 少年寒门，洛阳三人定终身
隋末战乱，天下板荡，出身并不显赫的袁天罡，被迫走上一条颇为凄苦的求生之路。家境清贫，又无强大宗族可依，他能抓得住的，只有从先辈那里学来的那点《易经》、星象和面相本事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慢慢把“看人”的本事练到极致。
公元605年左右，隋炀帝在位，洛阳是帝国新都。大兴土木、徭役频仍，官场表面繁华，暗地里暗流涌动。就在这座喧闹的都城里，一桩后来被史书反复提及的小事发生了。
这年，年纪并不算大的袁天罡，在洛阳街头给人相面为生。有一天，来了三位衣着朴素的读书人，请他看看前程。三人一个叫杜淹，一个叫王珪，还有一个是韦挺。他们当时不过是寒士，谁也没想到自己的名字日后会写进《旧唐书》。
据记载，袁天罡细细打量三人面貌。看杜淹时，他盯着鼻梁两侧的“兰台”部位，又看耳前“学堂”处的开阔，不紧不慢丢下一句：“你日后，当在三品高位，主文为官。”轮到王珪，他看的是“三庭”比例——额头、中庭、下停长短匀称，神色沉稳，于是断言此人将来在东宫任职，食禄不薄。对韦挺，他的评价更干脆：“此人有虎相，将来佩剑领兵，官阶亦不在三品之下。”
这种说法在当时看来既大胆又冒险。三人不过穷酸书生，哪来的三品高官？所以当场听完，也只是笑笑。相面钱给了，谁都没太放在心上。
时间一晃过去几年，隋朝气数已尽，李渊起兵，李世民平定四方，大唐建立。机遇来了，这三位读书人凭借才学陆续入仕。杜淹先后为御史、天策学士，成为参与机密的文臣；王珪在太子宫中侍讲，拜太子中允；韦挺则因善于用兵，在东宫任率，更偏向武职。
这些官名对普通人有点绕，其实大致可以理解成：天策学士接近军政智囊，太子中允是东宫参谋，东宫率则负责太子部队。换句话说，三人都混入了东宫核心圈子，位至三品上下。袁天罡当年的那番话，竟有七八分应验。
然而朝廷风向变得很快。贞观初年爆发杨文干案，太子李承乾的人马受到牵连，杜淹、王珪、韦挺一并被贬，外放到隽州等偏远之地。三人落魄再度相聚的时候，心里难免感慨万千。更凑巧的是，这次在隽州，他们又看到了一个熟面孔——袁天罡。
传说当时其中一人半带自嘲地说：“先生，当年说我等贵不可言，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，是不是看走眼了？”袁天罡被问得也不恼，细看他们的气色，又看了看官服上的品级纹样，慢条斯理地答道：“富贵之相未改，只是运数有起伏。贬官是暂时的，将来还要回京，仍在三品之中。”
后来的发展，确实像他所说。案件平反后，这三人陆续召回朝廷，官阶依旧在三品附近徘徊，重新进入权力中枢。洛阳街头那次相面，和隽州这次“复查”，一前一后，把袁天罡看人的本事，硬生生盖了章。
从这桩事可以看出，他并不是随口夸人一两句，而是把面部结构、气色变化，和当时的时代环境、个人仕途可能性综合考量。相术在他手里，更像一种基于“易理”的推理工具，而非纯粹的神秘玄学。
二、 走进朝堂：太宗、武家与几位重臣的命运
在隋末那场大乱之后，袁天罡的名声渐渐传到了关中。等到贞观年间，他已经不再只是街巷中的术士，而是被召入朝的“有用之人”。唐太宗李世民本身擅长用人，也乐于接触这些懂天文、懂历法、懂预测的术士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有时能提供一种不同角度的“信息”。
李世民曾问袁天罡：“你与汉代严君平相比如何？”严君平以善占著称，隐居成都卖卜。袁天罡的回答，据传并不谦虚，大意是：“严君平多为小民算命，我如今面对的是帝王将相。”这句略带自负的话，倒也点出一个事实——从此以后，他主要相面对象，基本都在朝堂之上。
在这些预测中，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，是关于武家的那一次。
武则天早年家世并不显赫。她父亲武士彟，原本是行商出身，靠着经商积累的财富，再加上投靠得当，逐步入仕，做到工部尚书一类的中高级官员。家境殷实、与权贵有往来，所以请得起袁天罡这种人物上门。
那次应邀入武府，袁天罡先给武士彟几个儿子看相。看完之后，多是“富贵有余”的评价，没有太出格的话。轮到襁褓中的武则天时，情况就有些特别了。按照后来的民间讲法，武则天那时裹在被子里，看似普通女婴，但袁天罡看了一会儿，脸色忽然严肃。
为了试探，他让人把婴儿抱起放在床上，看她如何动作。小小的武则天，在床上竟然稳稳走了几步，一点也不怯场。有记载说，袁天罡当时脱口而出：“若是男子，当为天下之主。”武士彟听了，心里也打了个突。这句话后世不断被渲染，真假细节难以一一确认，不过武则天后来确实登上帝位，这一段就显得颇有意味。
从相术角度看，婴儿能下意识迈动步伐，目光不避，走路气度稳，这在相师看来往往代表胆识过人、心性强硬。再叠加武家在当时的政治位置、与李唐政权的关系，说她“有权势之相”并不难。武则天先入宫为才人，又从落入佛门再入宫，最后掌权称帝，过程曲折，但无论如何，都与“心性极强、敢于争夺”相符。
和武家这次惊人的预测相比，袁天罡在朝中的其他相面，则更加细致、更加可考。比如岑文本、张行成、马周这些人物，史书中都留下了明确的记载。
岑文本是李世民倚重的中书令，参与起草诏敕，属于唐初的笔杆子人物。有一次，他因身体不适，额头长出一个包。袁天罡见到他，先看他的天庭饱满、眉毛略遮住眼睛，判为“贵而劳心”。再看那额上凸起未成形，便说：“官位还能再升一级，但此后不久，恐怕有生命之忧。”后来岑文本果然加官，却在不久后病逝，这在《旧唐书·岑文本传》中有明确时间可查。
张行成则是另一类例子。据传袁天罡看他面相，指出骨格清秀、神气内敛，适合文职，但寿数偏短，活不过五十。张行成后来官至给事中、礼部尚书一类要职，在朝颇有名望，但在48岁时便病逝，年纪刚好应在袁的预言范围内。
至于马周，这个人本身的经历就很传奇。早年出身寒微，一度为人家奴仆，生活窘迫。后来因机缘巧合被荐入朝，李世民与之谈话，惊为奇才，重用有加。袁天罡看他时，注意到额头高耸、印堂开阔，眼神沉着，便断言他“入相可期”。事实证明，马周最终官至中书令、吏部尚书，跻身相位，成为贞观朝后期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这些案例，与民间神乎其神的传说不同，部分在正史中有佐证。尤其是岑文本、马周的仕途和卒年，可以逐条对上。这就说明，袁天罡的相面，不是一味讲“富贵无穷”，而是结合具体面貌特征、精神气象和已有仕途轨迹，作出相对谨慎的推断。
从太宗的角度看，这类人不是普通“算命先生”，而是一种特殊的“信息来源”。在人才选拔尚不完备、消息渠道有限的时代，有人能通过细致观察给出参考意见，多少有一点价值。这也是为什么袁天罡虽然带着“妖人”的名声，却能长时间留在权力中心附近。
三、 与李淳风并称：马入水与阆中“锯山”
说起袁天罡，总绕不开另一个名字——李淳风。两人同在贞观年间活动，又都精通天文、历法和占候之学，被放在一起比较，是很自然的事。
李淳风本身也是大学问家。他参与修订历法，和别人一起编纂《麟德历》，还著有《乙巳占》等占候书，在唐朝天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可以说，他站在“官方学术”的一边，而袁天罡更偏向民间相术，两人一文一术，相得益彰。
民间关于他们的故事极多，其中流传较广的，是那场在郊外河边的马入水之争。
传闻某一次，李世民带着二人出城游玩，来到一条河边，忽然兴起，要试试两位术家的本事。当时河对岸有一处浅滩，岸边拴着一匹朱红色的马和一匹黑马。太宗笑着说：“你们两位算一算，哪匹马会先下水？”
李淳风仰头看天，又观察河面雾气，最后注意到远处袅袅升起的黑烟，便说：“烟色为黑，黑属水，黑马先入。”袁天罡则掐指推卦，以离卦为据，认为日光照耀之下，红色属火、近于太阳之象，作出了“朱马先饮水”的预测。两人据理力争，各有依据。
不多时，马夫解缰，先牵朱马。朱马被热得口渴，立刻低头先饮了水。袁天罡的说法，似乎初步应验。谁料黑马在一旁躁动不安，想到水边，不等牵引，自己跃入水中，一头扎进河里。李淳风的预判也算说中了“先入水”。据传李世民看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们二人，各中一半，算是难分高下。”
这一段故事真假掺杂，很难用史料完全核对。但从内容看，两人各自的思路都不算神秘：一个从卦象颜色推演，一个从环境气象判断，都是在使用各自的知识体系。所谓“斗法”，其实有几分学术比试意味。
比起马入水这一段，更值得玩味的，是公元648年前后的“阆中断龙脉”传说。
据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，贞观二十二年，也就是648年前后，天象出现彗星，又有地震，这在传统观念中往往被视为“改朝换代”的征兆。李世民心里难免不安，便把袁天罡、李淳风等人召来，询问其中含义。
传说中，袁天罡提出，蜀地阆中一带龙脉旺盛，若任其生发，将来可能出现与李唐王朝相争的力量。他建议前往当地“观地形、斩龙气”。这种说法明显带着风水色彩，史书不会这么写，不过阆中周边确实多山，关于“龙形地势”的说法代代相传。
民间故事说，两人奉命前往蜀地，到阆中一看，果然见几座山岭盘旋起伏，形如巨龙，尤其有两座山紧紧相对，被称为大小蟠龙。袁天罡指着其中一处狭窄山垭，说这里是“龙气咽喉”，若在此开垭，等于把龙身锯断。于是当地官员组织人手，在山脊间开出一条缺口，后人便称之为“锯山垭”。
如今阆中一带确有名为“锯山垭”的地形遗称，这一点在地方志中可以找到说明。至于是否真与袁天罡、李淳风有关，就要打个问号了。但从文化心理上看，把天象灾异、王朝安危和山川地势联系起来，是那个时代很普遍的思维方式。
从“马入水”到“锯山断龙脉”，一系列故事把袁、李二人塑造成了“护国高人”。如果撇开夸张成分，只看其行为逻辑，大体可以归纳出两点：一是他们试图用天文、地理、易理结合的方式，解释政权兴衰；二是朝廷有意借助这种解释，稳住人心。术数之学在这里，其实承担着某种“政治服务”的功能。
这一点，既体现了袁天罡“妖”的一面——与权力纠缠、谈论龙脉王气，又暴露出他“理性”的一面——所有判断都不脱离观察和推演，并非毫无根据的胡诌。
四、 自算寿数，一生以术终，以术名
关于袁天罡的晚年，正史记录不多，多数要从零散的记载和后世传闻里拼凑。他在贞观后期逐渐淡出朝堂，更多以隐居高士的姿态出现。当然，“隐居”并不等于无人问津，实际情况往往是官员私下里更愿意来找他“问命”。
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，说的是他替高士廉预测。高士廉是唐初重臣，出身高门，参与辅佐太宗，官至尚书左仆射。传说高士廉出于好奇，问袁天罡：“我还能再进多高的官？”袁天罡看了看他的面相，又结合当时的官职变化，说大致还可再升一步。高士廉自然欢喜，却又反问：“那先生自己呢？寿数如何？”
这个问题不太吉利，但对一个相师来说，也是难以回避的自我检验。据说袁天罡神色自若，只淡淡回答：“某年四月，将行到尽头。”之后他并不多提此事，照常生活。等到那一年四月，一场病来，真的就此离世。
这一段细节，很难逐条考证，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。不过从性格和行事方式看，他敢于说自己寿数，并由此留下一个“以术自验”的印象，倒是符合后人对他的印象：大胆、自信、带点“妖劲儿”。
从整体来看，袁天罡的一生，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：少年寒门练术、洛阳初试成名、贞观入朝预言、晚年退隐传说。每个阶段都离不开一个“术”字——以术立身、以术见重，也以术留下种种争议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并非只会“看脸”。史籍中说他通易理，懂天文，又参与一些堪舆之事。有书籍把《易髓》等著作归于他名下，虽然具体作者尚有争议，但足以说明后世愿意把他视作某种“学派祖师”。从三人相面到阆中龙脉，很难说哪里完全是迷信，哪里又完全不是，更多是那个时代“学术”和“术数”纠缠在一起的结果。
如果把他和李淳风放在同一条线上看，一个偏向官方历法，一个偏向民间相术，但两人用的，都是同一套基础工具：《易经》中的阴阳变化、五行生克，再加上对星象、地理、人事的观察。所谓“妖人”，其实是对其影响力的一种形容——既让人敬畏，又让人忌惮。
袁天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从有限的史料和大量传说中，大致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：出身不高，却极善观察；立足乱世，却能借一门“术”挤入权力中心；嘴上谈天命，眼里却盯着人情世故与时代格局。他的预言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，并不只是“说中了”，而在于每一次判断背后，都隐约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政治走向和人心变化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既被史书谨慎记录，又被民间大胆演绎，介于“史”与“传”之间，停在一个颇为微妙的位置。对后人来说，这种介乎真实与传奇的状态，本身就是他最大的魅力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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